北京市將食品監(jiān)管納入法制軌道。備受關注的《北京市食品安全條例（草案）》昨天上午提請北京市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37次會議首次審議，北京將對危害市民餐桌安全的不法行為下"猛藥",草案規(guī)定了18條處罰細則，還成倍提高了罰款額度（7月25日《中國青年報》）.

    食品安全的問題實質是經營者對公民的健康與生命權利的蔑視。法制的真正威力，在于維護個人的權利保障個人的獨立而帶來的有力，過度地依仗罰款"猛藥"等公權力并不代表法制的有效。

    國外絕大多數(shù)國家并不存在著擁有罰款職能的工商部門，人們習慣于受侵害后法庭上見，食品安全問題上，個人而非政府是維權的主體。坦言之，我心中的食品安全也在于個人的有力，而這無非是實體上的授權與程序上的保護。所謂實體上的授權，像國外所做的那樣，當你不幸地遭遇食品不安全的事件時，你也幸運地發(fā)現(xiàn)自己"發(fā)財"了：相關法律規(guī)定的懲罰性賠償，動輒天價，讓你所受的精神與物質損失得到足夠撫慰，這樣的懲罰也足以讓經營者一輩子后悔。這顯示了一種真正的公正，間接地保護了社會秩序。而國家罰款，固然打著維護公共秩序的大旗，但是真正的被害人卻被遺忘，其實質是以公共秩序壓倒個人權利，最后又因為個人權利被漠視，而公共秩序也無法得到充分保護。

    當然，實體上的權利規(guī)定得再美好，其實現(xiàn)還是依賴于程序上的權利保障。首先，消費者的知情權應該得到充分的保障。公民能夠很方便地得到與自身有關的消費信息，比如原料的配方與來源，必要的消費警示等等；其次，公民還應該有充分組織起來的能力，松散的個人難以直面組織程度非常高的商品生產者，民眾能夠組織起來參與維權，相應的非政府組織也應該可以進行公益訴訟。然后，還要有舉證程序上的特別保護，很多食品致害的復雜性告訴我們，采取"寧信其有不信其無"生活策略是正確的，而這樣的生活策略的書面解讀就是將舉證責任交給經營者，由經營者舉證無害，凡不能舉證者承擔敗訴責任。

    國家的罰款只是對于公民權利保護的補充，而不是公民權利保護的全部。只有全體公民有力了，法制才更有力，否則再嚴厲的罰款，也將只是一只紙老虎。當前很多領域出現(xiàn)的問題，并不在于罰款不多或領導決心不大，其根本在于權利者的軟弱，只有認真的賦權，才會讓侵權者敬畏。